吴炜华 黄珩丨智能创作、深度融入与伦理危机——ChatGPT在数字出版行业的应用前景新探

来源:中国编辑浏览次数:585发布时间:2023-12-04

[摘要]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发展将大大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出版行业的多样交融、并行发展。文章对ChatGPT在数字出版行业中的应用前景展开探究,并对其可能引发的思辨与危机展开讨论,认为ChatGPT类的自然语言型智能辅助工具,不仅能颠覆性地变革数字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与形式更迭,更可实现场景性、互动性和机动性的流程重构,情境性信息交互和知识付费模式,以及开放性的元宇宙出版生态。文章也探讨了ChatGPT的技术迷思中所隐藏的现实隐忧和出版主体因之产生模糊、疑惑、错位与伦理追问,并对未来之应对路径提出了相应的思考。

[关键词]ChatGPT?数字出版?智能出版?内容生产?技术伦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我国要“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壮大数字创意、网络视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线上演播等产业”。做好数字出版工作,培养数字出版人才,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之需。在媒体融合、大数据应用、元宇宙平台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数字出版正从规范的“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1]走向更为广阔和多模态的立体型、开放型和智能型出版之路,而ChatGPT类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的诞生,更为数字出版行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是新一代智能传播的里程碑标志,数字出版则是基于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的系统化、智识性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活动[2]。二者以“知识”为纽带发生桥接关系[3],推动数字出版进一步向智能出版的更高阶段演进,将为数字出版带来何种机遇和挑战?本文以此为契机,对国内外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出版业全流程中的应用展开描述,并对其前景与所蕴藏的危机进行思考。





智能编创:出版内容的技术赋能与前景


在人工智能与数字出版产生技术性对话的前ChatGPT时代,形形色色的写作机器人创作、智能新闻生产和虚拟主播播报大量出现,智能化信息处理、文字书写和音视频编创不断进步,人工智能以其单向度的服务性(如财经与体育报道等资讯处理、文字与语言纠错等)、娱乐化的工具性(如机器人写诗、AI绘画等)、数据整合性(如轻量型的学术综述、文案脚本输出,集锦型的音视频编辑等)构造出智能编创的美好蓝图。近年来,智能编创已从早期“震撼性地进入人们的视野”[4]发展为深度嵌入新闻传播、信息服务和数字出版的诸多领域,体现出人工智能在信息整合和数字出版领域的探索性潜力。ChatGPT则在此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能够适配更多种文本交互的编辑与传播诉求,涵纳范围不仅包括文娱、学术、办公、新闻报道、编程等信息处理领域。其还能够进一步对用户输入的数据进行学习和模仿,进而创作出更具个性化气质的文字内容,如符合特定媒体风格的文字稿件、特定地区的方言文学等,赋予其深度学习以个性模拟与情感附着的媒介化表征。

ChatGPT标志着继语音、图像视频识别技术之后最复杂的语言识别技术的突破,也是基于模式识别和深度学习的感知智能技术发展的新跃迁[5],在海量数据、社交邀请和自然语言模拟的多重赋能下,ChatGPT与随之出现的类模型,如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发布的国内第一个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MOSS”和百度全新一代知识增强大语言模型、文心大模型家族的新成员“文心一言”等,将人工智能从学科化、精英化的科学场域,转化为由信息服务、知识搜索和新闻出版行业所引领的一场大众狂欢。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渗透到信息采集、数据分析、加工整合、甄别审核、选题确定、内容生成和润色、把关分发、产品呈现等各个环节[6],全面赋能数字出版行业的内容结构与传播格局。

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激发更具场景性、互动性和机动性的编辑出版流程新形态。传统编辑出版流程中的审核、校对与修改工作,往往面临着文本体量庞大、修改链路冗长、效率延宕等问题,数字出版所面对的海量数据文本的检校与互动效果的技术监督更是冗杂,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和功能释放在此过程中变得尤为重要:其不仅可在知识纠错、合规性审查等多维度检测分析,有效提升出版行业审校效率,而且更能服务于“交互型”“对话型”人机协同编辑流程的建设。ChatGPT可在错误标识和编辑警示的基础上,激发更为复杂、多元、场景化的应用服务模态,将人工智能编校小助手从工具性应用演变为了一种多功能交互化与服务型人格化的参与角色。换言之,未来的ChatGPT更像编辑室里真实存在的“员工”或“编辑”,能够深度融入数字出版的不同环节与不同场景。ChatGPT的自然语言处理功能能够极为迅速地根据当下场景和现实出版需求,对全出版内容与流程进行检查、修改、润色,实现如语法检查、格式校准、标点使用和用词优化等,可以快速完成工作。同时,编辑部门还能够依据以往的编辑风格、出版物特征与流程规范对之进行训练,使ChatGPT通过深度学习掌握特定出版机构的风格特点,提供更具个性化的工作表现。

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型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在赋能编辑出版行业的开场中,已然延展出更为多样的技术可能性路径:不仅是交互性、自然语言态的内容生产形态的流程重塑,更将催生视听化、多样态的数字出版产品的范畴重构。其自然语言处理的特征,使其可以迅速嵌入信息检索、知识导览、数据库服务等教育传播与学术出版行业;而其与智能语音的结合,更将促进全功能、多场景、交互增强型的无障碍出版的技术性跃升;ChatGPT也将与数字出版的跨媒介、全媒体的发展趋势无缝对接,为“智出版”“大出版”“泛出版”发展态势增添活力。





深度融入:出版业态的全面重构与探寻


在智能化背景下,以内容为载体、以大数据为支撑,激活产消关系、探索新兴服务模式是出版业态重构的基本法则[7]。

在交互出版的层面上,ChatGPT可以激发数字出版用户群体的深度参与和智能共建,邀请和激发用户在使用、消费内容的同时,积极参与由ChatGPT引导的情景模拟型的信息交互。交互出版,由此也具有了另一层深刻的含义,“ChatGPT—数字出版物—用户”之间形成多维多层的信息互动模式和自然语态的信息交流,ChatGPT在链接更为丰富的数字出版内容以对用户的问题进行回应的同时,也意味着用户与数字出版机构协同完成ChatGPT的应用训练;并且,ChatGPT也可激发出更为个性化、情感标签明确、主题需求具体的知识付费墙应用前景。具体而言,就是以ChatGPT的拟情境对话为基础,对不断变化和更新的用户回馈的海量数据进行精准分析与运用,并迅速在个性化营销、目标用户定位、用户行为追踪、用户画像描绘、付费墙的设置等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为数字出版行业的定制化、分众式、智能化创收模式的构建提供助力。

在虚拟出版的领域中,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是连接传统出版行业、数字出版与元宇宙出版的功能性应用,将数字出版延伸至一种与现实物理世界互相影响、密不可分,既兼具虚拟与现实又模糊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社会形态之中[8]。元宇宙不仅可为出版业提供新的技术支撑、新的内容创作工具、新的内容产品、新的图书交易平台、新的出版人形象、新的组织流程以及新的平台与生态,还将加快出版产业的数字化、平台化转型升级,促进出版业的融合发展[9]。人工智能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同盟关系:对人工智能而言,元宇宙是人工智能应用的新赛道和新增长点;对元宇宙而言,人工智能及相关的算力、大数据等技术领域,都是其核心的技术底座[10]。首先,随着虚拟与现实边界进一步的模糊与融合,元宇宙打造出了自然人、虚拟人、机器人三者共融共生的新生态[11],在有三种出版主体可供选择的技术背景下,如何让ChatGPT通过三者的相互配合扬长避短、突破限制,实现数字出版的系统性升级,将是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研究的重点。其次,元宇宙有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多种先进而强大的数字技术,理论上能够以分布式算法和去中心化的逻辑实现出版行业全流程中的版权保护、加密传输与知识分享。如何平衡其优势与隐患,利用人类智慧驯服数字智能,将是未来最大化元宇宙出版效益的关键所在。最后,尽管元宇宙概念已经得到海内外研究者和从业者从不同视角出发的充分探索,但鲜有人关注元宇宙与各国本土数字出版语境之间的接合问题。ChatGPT类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国出版业的元宇宙重构进程中的作用、不同数字出版方在战略高度上对元宇宙新市场的争夺,都是值得整个行业进行思考和探寻的重要问题。





伦理危机:AI浪潮的现实隐忧与思辨


ChatGPT席卷全球的这场风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关注,而在技术进步的浪潮之中也裹挟着诸多危机与隐忧。有报道称,目前世界多国教育系统及相关从业者已公开抵制ChatGPT,多所大学已宣布计划减少居家评估,增加手写论文和口试,有的学校甚至将恢复使用监考的笔试考试来评估学生[12]。许多出版机构同样对这款功能强大的工具进行了严厉的“封杀”和抵制,禁止ChatGPT成为合著者,或禁止它所生产的内容出现在文本中。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已久的伦理危机正在新一轮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再次凸显出来。对于本文所讨论的数字出版领域,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伦理危机也令人担忧。

一是在数字出版行业中因ChatGPT的泛化和过度使用而引发的内容生产创作实践伦理、文化伦理与传播伦理危机。在ChatGPT高效能地投入数字内容生产的同时,出版主体也发生了一种“伦理移位”:人工智能动摇了出版流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对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原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定位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3]。当出版物中掺入大量来自ChatGPT随意而高科技、工整却伪生产、去版权去作者化的内容之时,其著作权的归属将变得前所未有的扑朔迷离——数字出版的主体是名义上的作者,还是为其提供支持的人工智能,抑或是开发该人工智能的团队?而将ChatGPT在对话与聊天时所生成的内容挪用至自己作品的作者,是否构成了人类对机器的抄袭?这种抄袭又该如何进行辨析和认定?这些疑问已经在最关注版权与伦理的学术出版领域掀起了许多争鸣与探讨,牵扯出“数据伦理问题、学术创新争议、算法黑箱与偏见问题、引用问题、署名问题”等复杂的伦理争议[14]。可以预见的是,在人工智能愈发强大而版权意识日益增强的未来,人工智能对数字出版行业的介入还将进一步成为困扰智能出版时代从业者的伦理疑云。

二是ChatGPT在数字出版流程中的深度融入与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及行业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技术伦理、资本伦理与行业伦理危机。ChatGPT在出版流程中对审查、校对,甚至付费体系设置和场景扩充等工作的接手,实则是对数字出版行业编辑与出版人力资源的一种摧毁性的替代。貌似更高效的技术对人工编辑的替代,最终会导致出版行业人才市场的生态失衡,并在恶性循环中影响数字出版的发展。以人工智能的机器理智简单替代编辑“个人品位、鉴别能力、情绪反应、做事的条理性、决断力、投入的热情,以及温柔的关爱”[15]等人类编辑的特质,容易造成看似科学客观,但实则风格单一、缺乏创意的审稿模式,会“误杀”诸多更具人文关怀和活力生气的作品。事实上,数字出版人必须要承担数字时代的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者、优化净化社会文化信息的把关人、出版传播活动的调节者、联系著译者和读者的桥梁等复杂角色[16]——这是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难以取代的。另外,若完全由人工智能来捕捉数据和设置付费体系,付费墙的建立和用户数据的处理都将彻底隐入算法黑箱之中,使得优质的出版内容在其“智能理性”与“情感模拟”技术迷思中让位于更能博得眼球而实质上并不优秀的内容,埋下流量至上、资本至上等隐患。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与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已然对数字出版行业生态开始了强势重构,我们应该依循数字乌托邦中的虚拟社会伦理,思考对ChatGPT是持以平等、开放之心,还是持以更为审慎、严谨、抵抗性的立场,以检视数字出版的行业伦理如何更好规范、监督和制约ChatGPT编辑及其与人类协作编辑的职业规范。

出版从业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应当重新定位自身,携手探讨,以应对新兴技术的冲击,共同探索ChatGPT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第一,建构“人—机”协同的智能创作模式。数字出版行业应充分利用ChatGPT的智能权力和自然语言交互特性及创作力量,推动“双主体”编辑出版新模式。在协同创作中取长补短,将人工智能的高效处理和人类智慧的灵活机动结合起来。同时,应在智能创作模式中建立起相应的规制,以防止协同创作中出现版权纠纷、出版不端等伦理问题。第二,重新定位编辑出版行业的数字人文价值。人类编辑在美感经验、传播价值、文化风格与人文价值层面具有不可或缺性。毋庸置疑,数字出版行业对ChatGPT所具备的交互化、对话型内容审核及风险控制的工作潜力也是极为欢迎的,这能够将人工编辑从简单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可减轻人类主体的知识选择与辨别危机[17]。但与此同时,如何凸显具有当地性、本土性、时代性的编辑理念和出版思路,在智能协助中,重新定位、唤醒和构建编辑出版行业的人文价值和美学精神,拓展和增强数字出版物的形态维度、传播广度与知识价值则显得更为重要。第三,加强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出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数字出版、智能出版进入技术发展的深水区后,更加需要出版、计算机、人工智能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以彻底打开技术黑箱,“在技术设计阶段植入伦理规范,赋予人工智能道德判断力”[18],打造具有伦理干预功能的出版道德智能体,解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文化伦理、传播伦理与技术伦理等危机。





结语


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机器深度学习与信息传播科学的多样交融、并行发展,将催生全新的数字出版与智能出版的时代场景,孵化出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型智能化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应用于新闻出版与信息传播领域。本文以ChatGPT在全球范围内的火热为背景,对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在数字出版行业中的发展前景与应用情境展开探讨,并对应用背后所蕴藏的危机进行了思考。ChatGPT及其后来者,能够颠覆性地推进数字出版行业的内容生产与形式更迭。ChatGPT的技术迷思体现在对现实隐忧和出版主体所产生模糊、疑惑、错位与伦理追问上,由此,应深入思考未来的应对策略。ChatGPT不过是数字出版发展潮流中的一个技术标志和时代印记,在建设数字中国,走向数字宇宙的漫漫征途中,数字出版行业还将迎接无穷尽的技术奇点与知识爆炸的盛景。


注释:略。




作者:吴炜华,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辑出版学系主任;黄珩,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