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闻学不仅需要关注技术革命、业态转型和文化变迁，而且需要讨论日益丰富的国际传播维度，及其对国家话语创新的推动作用。数字新闻的国际维度包括价值链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共同指向以国家为 分析对象的盲点领域。基于此，本文回顾了作为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所经历的范式变迁，提出中国的国家话语主要由自主、发展、革命所构成，缺少对多主体、下沉式数字新闻实践的积极回应。因此，数字新闻学的未来向度包括三个方面，并以此推动国家话语的丰富和创新：聚焦技术转型和生态变革，为国际传播领域的数字话语权建设提供知识支撑；聚焦数字叙事与国家想象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多元主体复杂互动的数字空间探索具有国际传播意义的数字仪式、数字想象和数字记忆；以及基于对深度融合后的主流媒体和多元主体的数字实践，建构以数字新闻学为支点的中国媒介体制创新阐释框架。
关键词：数字新闻学；国际传播；国家话语
正文
一、数字新闻学的国际维度
作为传播生态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融合式新闻研究路径，数字新闻学已经成为理解新闻、技术、文化、社会及其相互构建关系的重要知识类型。正如 Wiebke Loosen 等在考察了 166 个有关新闻学的新命名之后所提出的，“X 新闻学”是一个观察新闻嵌入变化的信息与社会环境过程的重要理论工具。“数字新闻学”（digital journalism）以数字命名，呈现出新闻观念和新闻实践系统嵌入一个数字社会或社会数字化的历史过程，由此也铺展开来一系列超越传统新闻学的概念范畴、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这其中不仅包含对信息传播技术的驱动力的高度认可，还有对新闻的产品、组织、工作、意识形态、文化等属性的重新思考与再概念化。多学科或者跨学科的努力变得十分必要。当然，正如常江、田浩所谈及的“‘数字新闻理念’和‘传统新闻理念’在话语上的历史延续性”，数字新闻学的兴起和被广泛认知也绝非一种历史的断代，这主要源于新闻不同于其他信息的特殊性，比如对真实、客观、平衡、公正、权威的强调，也取决于新闻从业者和新闻机构所承继的社会价值和身份认知，后两者植根的不是技术实践，而是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以及 相应的规范性理论基因。技术扮演着对这些属性进行调整和修正的角色，比如，在数字新闻业的语境下，“真实逐渐从本质主义概念演变为操作性概念，客观的话语消融于新兴的情感话语，而民主的理念则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新闻业因技术而发展、 因失序而需要再造权威——典型的案例就是打造兼具数字传播力、服务整合度和话语权威性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强调，也成为数字新闻研究的一个本土理论立足点，也对推动全球数字新闻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简言之，数字新闻学这一命名方式所回应的不仅是作为增量的新新闻实践，也即更大范围内的技术环境变化所引发的新闻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应的新闻文化的变革，还是作为存量的新闻观念、 媒介体制特征、机构和从业者身份的稳定延续。
然而，在新闻学者热烈的学术讨论之中， 除了上述全球新闻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的不同建构之外，数字新闻学的国际维度并未被集中开垦，即便讨论到全球与本土问题，也大多聚焦于理论的全球普遍性（暗含着一种经典的发展先后观念）和经验的本土特殊性之间的匹配关系。至少在当下，数字新闻学努力让自身呈现出一种脱域的知识生产状态，并以此立于学术探索的前沿。然而，数字新闻学绝不仅仅是本土经验的理论提纯过程，而是要不断回应全球与本土的二元关系之外所不断涌现的国际新闻或国际传播现象，比如依托各类跨国网络和社交平台，基于计算与交互技术而形成的多模态新闻正在成为影响国际舆论的重要变量。一则源自战场的短视频在算法推荐机制的影响下就会形成各国公众针对冲突的不同理解，其中还包括各种中介变量（或称多级传播者）——比如各类“桥接博主”（bridging blogger）——的拼贴与撒播。因此，新闻业的数字化本身就是超越传统地理和 制度边界进而实现国际触达和全球影响的过程，并在虚拟空间中再造了一个国际新闻舆论场。更加多元的传受主体、更为流动的认知边界、更具全球感的内容生态，以及对跨国数字平台的系统化成为这一新舆论场的主要特征。借助各种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数字新闻成为国际新闻的新形态，国际新闻因为数字新闻而不断拓展理论和实践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学也是一种国际新闻学或者国际传播学。
划分数字新闻的国际维度可以从价值链和社会性两个角度入手，这也是国际新闻进入数字时代的主要表征。就价值链而言：首先，新闻生产的数字化容纳了更多的技术因素，包括数据、算法、界面设计等，并以此大量征用用户自制内容，目标是提供更丰富的内容生态和更精准的内容服务；其次，新闻分发的数字化 更多遵从平台经济逻辑，目标是推动形成传播的网络效应，并以此绑定最大多数的用户，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和挖掘用户数据；再次，新闻消费的数字化更多匹配了移动端的各类软件应用，使得用户在数据化自我的同时，与各类新闻产品和新闻服务形成使用黏性。上述三个方面的价值要素均突出地表现在各类跨国数字平台所承载的数字新闻实践之中，并引发了有关数据客观性、媒介多样性、媒介伦理观念革新的系列讨论和争论。其中，客观性面临技术霸权与文化差异的双重考验，多样性面临媒介融 合的集中化挑战，媒介伦理则面临前数字时代 和数字时代之间的激进式变迁。此外，国际新闻的数字化恰恰也是新闻业与跨国数字平台在技术和服务上不断耦合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新闻业对数字平台及其竞争和所嵌入的地缘政治矛盾的加深的系统性依赖。这种依赖会持续影响数字新闻业的融合与分化。就社会性而言，数字新闻的发生和发展与发展水平、文化差异、地缘关系乃至国家主体性等问题密切相关。虽然通过聚焦音视频内容生产和社交化平台建设，数字新闻业极大地拓展了国际传播与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但新闻本身跨境流动 的轨迹仍然与包括“驯化”（domestication）在内的国际新闻传播效应密切相关。换句话说， 把国际新闻置于数字新闻学的讨论中心，就是要在关照技术力量及其影响的同时，回归一些基本的社会维度，尤其是新闻与政治、新闻与文化、新闻与族群、新闻与不平等等维度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随着全球平台系统的进一 步垄断化和以算力为代表的技术能力的北方化， 数字新闻在很大程度上会加剧业已存在的全球数字鸿沟，进而影响各国在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分配和话语博弈，极化的政治舆论光谱正在影响数字新闻的生产与分发。这一将数字新闻学在全球范围内再度语境化的努力，是当下这一领域实现知识增殖的一个重要面向。
从狭义上来说，国际新闻是一种以国家力量及其附属媒体机构为核心行动主体的新闻实践。这里的“附属”不是简单的从属关系，而是与国家意志和国家立场保持一致和互构关系的各类媒体，也称为媒体的建制化，其专业性更多表现在操作层面。从全球来看，这种建制化程度高的媒体既包括具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国有媒体，也包含和国家政治制度保持间接同构关系的公共媒体与商业媒体。这里需要破除一个长久以来漂浮在国际新闻和国际传播研究中的一个迷思，那就是媒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意味着与国家政治权力体系的隔离乃至对抗。将国家与媒体或者政治与媒体视为对立的两级是自由主义媒体理论所构建的价值规范，不仅在历史经验中很难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进行回应，更无法直接落地到其他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之中。与此迷思相反，我们需要更多考察的不是政党或媒体的多寡，而是两套体系之间的“政治平行度”（political parallelism）。一党制的国家和多党制的国家可以同时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平行性。除此之外，随着跨国数字平台的中心性和垄断性不断增强，新闻业的平台化不断加剧， 国家在推进本土和国际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日益突出，更不用说日益加剧的平台地缘政治对于国际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因此，考察国家力量在国际新闻中的角色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重心，数字新闻学也不应例外。由国家力量回应和驱动的新闻业数字化变革表现在国际新闻的方方面面。然而，当下的数字新闻研究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国家这一结构性力量在新闻业转型发展中的核心角色，而将注意力更多放置在由技术革命和市场变革所引发的业态、职业、劳动、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上。正如 Ramon Salaverria 所总结的，25年来的数字新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生产场域，但聚焦点主要在于概念、历史、模式、平台、语言、经济、受众、技术环境等，除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效应，并无其他有关政治的讨论，同时，也缺少有关数字新闻的国际维度的关注。尽管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国家权力在政策和经济等方面推动 数字新闻实践的成功案例，但依然对国家干预的稳定性及其对新闻文化的影响抱有质疑。基于此，本文提出，挖掘数字新闻的国际维度，或者从国际传播的视角拓展数字新闻学研究边界的拓展和研究内涵，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但也需要以作为重要行动者的国家为分析的切入点。换句话说，以国家话语主导的国际传播可以成为数字新闻学知识生产的突破点。
二、作为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
理解国际传播场域中数字新闻与国家话语的关系，需要首先对国家话语的时空逻辑进行简要梳理。与漫长文明史语境下模糊的国家概念及其内外部传播行动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传播在本质上是国家话语的传播和互动过程，核心是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在凝结对内共识、提升对外影响，进而维护政治合法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象征资源，当然也包括支撑这一软实力的硬基础，如包含媒体、交通、能源等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
就全球而言，至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作为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经历了学界反复讨论的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源自美国的发展主义及其变体参与式发展，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全球主义，核心是美国国家话语的全球传播和普遍 主义迷思的建构；其次是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期间推行的革命范式和国际主义，特别是中国提出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对西方主导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进行持续冲击；再次是不结盟国家以主权和平等为诉求的国际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NWICO），凸显出一种推动国际传播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努力，尽管并未收获期待的成功。这一系列结构性和对抗性的国家话语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销声匿迹，而是被后冷战、数字化、地球村的连接性迷思所遮蔽，在21世纪的当下再次因为大国博弈和地缘关系而浮现出来。经历了30余年扩张的全球互联网也回归一种显而易见的世界拼图，每一块拼图之间是日益清晰的国家边界。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至今的国际传播，一直以来都是在国家话语的统摄之中，成为一种以冷战和后冷战为背景的知识生产与规范构建，以及目标性实践，并往往展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现代性与传统性、中心性与边缘性等认知二元论。
就中国而言，国家话语对国际传播的定义也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任何脱离了世界历史语境谈论国际传播的尝试都是在不断复刻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自我中心主义的狭隘认识论。从革命理论输出到第三世界划分，从更广泛的软实力建设到如今结合了国家能力、文明韧性、天下胸怀的统合性话语，共同展现出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复线的国家话语逻辑。换句话说，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言说对象、基于不同的世界想象，这套国家话语可以生成不同的叙事和意义。比如，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的话语逻辑是世界革命和反帝反殖理论，如今更多的是与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所提及的“反身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存在逻辑共鸣的基于自身国情的自主现代化逻辑。针对宽泛意义上的西方国家， 对外宣传中的国家话语经历了从敌对斗争到学习追赶再到反思超越的变迁。在这条历时性的主轴旁边，是三种话语模式根据不同传播目标而形成的相互配合关系。举例而言，针对主要西方大国的压制，敌对斗争依然是有效的对外应对式和对内动员式话语；针对历史长周期内的西方文明，学习与追赶，或者说交流与互鉴依然是国家话语的底色之一；针对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物质和思想贡献，反思西方国家的认知偏狭和能力瓶颈，超越一系列被动或主动引入的规范与模式，成为国家话语体系创新的突破点，至少在宏大叙事层面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动态构成的这套国家话语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由自主、革命和发展三个要素构成的元话语体系。自主是20世纪以来民族独立和世界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及其执政观念在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中的贯彻；发展源出于一种线性的历史观，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和中华文明传统上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在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中，这套元话语体系表现出超强的稳定性，并在大众传播和内外动员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国际传播自兴起以来就以规范理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目标是在国际范围内形成最大可能的政策和社会共识。在这个意义上，国际传播的知识生产就变得异常重要，其在话语和叙事层面保持着与政治传播和动员的区隔。而上述中国的国际传播国家话语往往诉诸于宏观的政策动员和微观实践指导，欠缺中观层面的知识生产。正如陈薇所说，这套话语体系“较少关注话语背后的知识特性以及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知识构形。陈汝东也认为“政治、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国家话语体系’ 研究多是‘喻化式’的，还停留在‘国家话语体系’ 等概念的阐释层面，缺少实质性的‘话语’层面的研究”。基于此，中国的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虽然根植于二战以来的世界格局，内置丰富的全球内涵，却没有形成具有普遍传播力的知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国际话语权的落差或非均势，不仅可以解释为与政治、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的不匹配，还可以解释为 这套国家话语的知识构形不清晰和不充分。
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工作中，如何突破国家话语的传播与认知瓶颈，特别是其知识化和规范化转型，成为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2021年以来，由上而下的政策安排试图从三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其一是在题材上聚焦中国对世界 发展与治理的贡献，找寻内容上的连接点和意 义上的共通性；其二是在表达上聚焦内外差异，找寻融通不同话语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其三是在行动上聚焦目标导向，力图通过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传播效果的精准到达水平。虽然政策方向较为明确，但相关表述依然主要指向具体的传播实践，并未强调中观的国际传播规范体系和知识体系建设。与此并行，由下而上的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社交化传播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得到包括各级政府、媒体、 企业、智库的广泛参与。具有流量生产力的“网红外宣”甚至成为国际传播工作实现创新的不二之选，推动网络国际传播工作进入数字个体化和流量平台化时代。由上而下、覆盖多级的国家话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支持者角色、国际传播政策制订和管理部门不断强调流量在 回应国际传播能效要求上的重要性，并以国内外特别是国外网红作为流量生产力的重要来源。中央主要外宣媒体和各级外事部门充分动员自身行业和地区内的网红资源，以工作室等形式嵌入这个国际传播的平台化时代，推动着数字主体和数字叙事成为国家话语主导的国际传播工作的前沿领域。
虽然国际传播的数字化实践已经如火如荼，并且得到国家话语的合法性背书，但却在知识生产和规范建设上缺少更为系统的努力。数字新闻学如何更为有效地回应数字时代国家话语的创新表达及其所型构的国际传播环境，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其中既有官方媒体深度融合后的数字叙事创新，也有多元主体参与讲好中国故事的话语实践，还包含数字平台在国际传播中所扮演的日益关键的计算基础设施角色。这些因素都将反哺国际传播中的国家话语体系革新。也许我们可以预测，作为国家话语的国际传播，将吸纳更多数字要素来进行话语创新，一方面拉近与生机勃勃的数字新闻实践的距离， 另一方面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数字话语权。
三、国际传播中的数字新闻学
基于以上分析，数字新闻学可以有效支撑正在寻求内容、渠道和效能突破的国际传播工作，国家话语也在数字化和平台化的传播环境变革过程中，不断吸纳数字新闻为代表的交叉融合知识，体现出一种结合了未来主义与实用主义的话语创新。
在国际传播研究的自主知识创新中，数字新闻学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实现与国家话语的有机互动，并借此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研究边界。
首先，数字新闻学可以继续面向技术创新所引发的传播变革这一未来发展趋势，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领域的数字话语权建设提供知识支撑。数字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新面向，核心是掌握对数字社会理想类型的定义权。虽然当下的数字话语权更多的还是由自由与专制、民主与威权等传统二元对立框架所设定，但也呈现出话语构成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数字新闻学所强调的生态性推动我们超越传统的国家传播范式区隔，思考高度连接且共同面对的传播环境；数字新闻学所强调的情感化推动我们超越现实主义思维，思考国际传播的共通性情感框架，即便是国家话语也不得不诉诸多样化的情感叙事来实现传播效果。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数字新闻学应当成为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思想和知识来源，特别是如何以用户思维和算法逻辑，推动网上舆论正能量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回应国内外网络舆论场的复杂互动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基于数字新闻学打造新时代中国的数字话语权，需要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主体性培育、数字交往能力提升和数字包容性扩展，充分展现技术服务信息生产与共享，服务最大多数的用户参与，以及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建设性作用。这与一个发展型大国的建设逻辑是一致的。
其次，数字新闻学研究可以聚焦数字叙事与国家想象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多元主体复杂互动的数字空间，通过原型叙事、集体记忆和媒介意识，国家可以被“标识”。数字想象在这一国家意识的型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传统媒体线性且结构化的国家想象不同，数字新闻可以在流动性、沉浸式、计算化的传播过程中将国家想象渗透进每一个产品叙事之中，并借助算法推荐和用户参与形成多点式、网络化、情感导向的国家叙事矩阵。正如汶川地震纪念短视频所引发的国家灾难叙事、手机拍摄的自然灾害场景中的相互救助故事等，这一活跃在指尖的国家叙事让家国想象变得距离更近、效果更强。就国际传播场域来说，数字新闻学可以关注国家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技术使用和叙事创新而建构起来的，比如以网上祭奠为代表的参与更广、形势更为灵活的数字仪式；可以关注国家能力是如何被报道和讨论所合法化的，比如对自主技术和历史传统的强调；可以关注数字记忆如何成为一种建构国家认同和他国认知的话语资源；可以关注国际传播效果评价如何从多维立体转向单一的流量思维，是否存在着主导互联网发展的平台思维反向重组着国际传播的效果认知。简言之，对国际传播工作来说，数字新闻学所需解决的首要问题是通过数字中介和传播参与，更加系统化地提升公众的国家归属感和内部凝聚力。在此基础上，如何对外回应数字威胁叙事，参与全球数字政策博弈，成为具有自主知识创新色彩的数字新闻学的历史使命。比如，针对中国的“软实力新闻学”（Soft Power Journalism） 和“锐实力”对外扩张话语占据了国际社会讨论一个全球中国的话语前沿。数字新闻学研究也许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研究和回应：其一是系统分析数字对抗背后的历史逻辑迁移，也就是祛魅数字技术的单向解放力；其二是关注全球多元主体借助数字平台和数字应用所构建的更为立体多元的中国叙事；其三是讨论全球南方的数字新闻如何构建出一种建设性而非批评性的国际话语。
最后，建构以数字新闻学为支点的中国媒介体制创新阐释框架。长期以来，中国的媒介体制被稳定地解读为一种国家控制信息系统，并不会因为信息传播技术的创新采用而发生重大变化。然而，至少自 2014 年以来，新闻业的数字化已经深刻改变了管理理念、舆论生态和传播环境，尤其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推进自身深度融合的同时，已经系统融入了数据化、移动化和智能化的数字传播环境，并以此传播能力建设为依托，努力嵌入国际媒体网络和社交平台。熟谙国际平台——尤其是流量——逻辑的主流媒体人，正在以更为灵活的组织形态和更具人格化的身份设置，拓展出国际传播的新实践场域。除此之外，数字新闻技能的下沉化也使得每一个活跃的网络用户都能转身成为国际传播者。未来的数字新闻学应在立足对新型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和对外传播实践的研究的基础上，更多关注其他主体在不同的虚拟场域中所释放的传播活力，及其在构建中国的网上舆论场形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新闻学具有更新国际社会对中国媒介体制固有认知的可能，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立足技术的媒介发展主义叙事，还是一个展示中国社会的数字传播多样性和主体性的经验土壤。数字新闻业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将成为推动中国故事数字化生产和传播的内在能力基础与合法性背书。
作者简介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项目，首批“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青年创新人才”(国际传播界别) ，首批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拔尖人才”和“金核桃人才”，入选首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兼任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 国际传播分会副主席，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资深研究员，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国际跨文化传播学刊》)特约副主编等职，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师”“第四届全国新闻学青年学者优秀学术成果”“第十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第三届青年新媒体学术研究‘启皓奖’优秀学术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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