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性疾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长期被低估，其实传染病非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的决定因素之一。《瘟疫与人》从疾病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历史，是一本较早把历史学和病理学结合起来的著作。本文将从瘟疫与传统社会和世界格局两个角度介绍疾病对人类历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王琳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瘟疫与传统社会
传染病从人类社会形成后就像幽灵一般始终伴随和影响着人类。每当有新的传染病出现，人类一般都会经历大规模的死亡。然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获得免疫。人类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对病毒的免疫能力，病毒也在努力的攻破人类的免疫防线。总而言之，人类与传染病一直处于博弈状态。
传统社会中，疫病塑造了国家的内部形态和制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曾被贬南方，如苏轼、刘禹锡、白居易等。每一次迁徙都意味着移民将要面对未知疾病的挑战，攀爬异常陡峭的疫病阶梯，然后在漫长的调适期里和它们逐渐适应、共存。由于疫病的阻隔，8世纪左右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的人口密度都不高。公元10世纪后南方人口才快速增长。除人口南北分布差异外，城乡的人口生育制度差异也受疾病的影响。由于城市爆发疫情损失了部分人口，所以就需要农村人口不断补充。在疫情的影响下，古代中国催生了鼓励农村生育的制度。人口的南北分布差异、城乡的生育制度差异体现了疾病对国家内部形态的塑造。
除了人口分布，疾病还会影响国家内部的制度文化。公元前800年左右，印度的先进部落企图消化掉落后的森林民族。两个族群之间不同的传染病成为了攻击对方的武器。先进文明无法通过战争消灭森林里的部落，只能用种姓的方式进行收编。这样的制度可以确保人口不会大规模流动，社会结构长期稳定。与中国相比，印度的人口没有实现完全的交流和迁徙。这种不完全的迁徙受到了疾病的阻碍，形成了种姓制度。
人类与传染病博弈的过程中催生了社会习俗和宗教文化。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我们的祖先在经验世界总结出一套应对疾病的方法并演化为各种形式的习俗，这些习俗转变为文化传统并纳入象征性的意义体系。比如，伊斯兰教禁食猪肉就是有效避免感染寄生虫的方法之一。人类的宗教文化也受到了疾病的影响。宗教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死亡的解释，不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认为死亡是对痛苦的超脱。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信徒减少因疾病丧失亲人的伤痛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因为疫病，基督教和佛教才建立了一套适用于痛苦、疾病的价值体系和情感体系，收获了大量的追随者。
瘟疫与世界格局
古代的疾病传播总体上看，规模都比较小，杀伤力有限。真正大规模的疾病爆发都是由战争引发的。疾病在战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左右着战争的进度和胜负。在世界史中有一场战争格外典型。14世纪蒙古骑兵进军欧亚大陆，黑死病暴发，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短短几年内死于黑死病。人口大量死亡使得劳动力锐减，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不得不向压迫自己的贵族发起挑战，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场疾病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进而也改变了之后几百年的世界格局。
如今，全球化趋势让病毒传播进入了快车道。城市内部密集的建筑群、有限的卫生防疫措施很难抵抗强大的病毒；现代交通又极速扩大了病毒传播的范围。新冠病毒爆发后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原本采各国资源之所长的产业链此时变得很脆弱，整个市场经济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疾病是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微观层面看，每个人都难以逃脱新冠病毒给生活带来的影响。宏观层面看，疾病的流行是风险全球化的表征之一。疾病终将被战胜，但其巨大的威力在未来会慢慢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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