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很感动，伴随着这份感动，我在不断地学习。在听大家的发言，我也在不停地思考。本来是不准备发言的，但是此时此刻，我想发言了，想说说我的感悟，以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我讲两点我的思考：
第一个问题，谈谈曾庆瑞的生命意识，这是我听大家发言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曾庆瑞的生命意识有他独特的特点，当然其中也有时代的共性。我想，他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道德层面的报恩意识形成；第二个阶段是使命意识的形成；第三个阶段就是形成他相对独特的生命意识。
第一个阶段，在道德这个层面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人民养育了曾庆瑞，他自觉地要报恩。曾庆瑞的父亲是做小买卖的，欠了人家的债，没有办法还，在生存上走到了绝路，那一天，走到了武汉长江江边，随着长江的水向东流去，一去而不归。我的婆婆、曾庆瑞的母亲，就带着四个孩子，在生活中苦苦地挣扎。解放了，人民培养了他，在初中、高中，在北京大学，一直是靠人民助学金生活。曾庆瑞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知恩图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美德。曾庆瑞认为，人民养育了我，我就要为人民做事，报恩，报恩，要知恩图报！
第二个阶段，大学毕业，他读了四年的副博士研究生，他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从道德层面的报恩意识跨越到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就是对人民、对民族、对国家的使命感。我感觉这使得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等到他再年纪大了一点，生活阅历多了一点，受的挫折再多了一点的时候，他慢慢地形成了一种生命的本能，那就是活着就要为人民做事，尽量地做多、做好，这样的意识已经成了他血液中的一部分，生命意识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常常也在想，或者人们也常常在问，70多岁的一个老头儿，每天不到两点是不会睡觉的，早上五点多钟我要跟他一块起来，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人很胖，体质并不好，但是我想老头儿都起来了，我还不起来给他做顿饭？我有时跟他开玩笑，我说我陪着你受苦。他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回报、报恩，也不仅仅是他的一种使命感，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他活着就要这么活，就要为人民做事，要做得多，要做得好，要做到自己满意，人家满意，直到他闭上眼睛那一天。活着一天就要这么活，已经成了他强烈的生命意识的特点。这，就是他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他总是爱说：“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今天，我突然发现，我更加理解他说这话的心情和那种深刻的含义了。
我常常这么想，我也在大学教书，我还很少看到有人有这样大的精神头的。这就是我今天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曾庆瑞生命意识的形成和特点。
第二个问题，他的学术气质问题，我认为是“大气”。这种“大气”的气质，表现在四点上：
第一，在学术视野上很是开阔。中国古代的文献，在北大，在袁家骅先生的指导下，他通读了《说文解字》、《尔雅》、《方言》，还有十三经注疏，以至于卷帙浩繁的《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等，就是今天北大的学生也是很少有人会这样从头到尾读中国古代经典的。他俄语还可以，英语不行。你们看他的英文字母写得很好，但是他不会说，他主要在看外国的翻译书。他对外国的东西很重视，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73卷，他浏览加精读，硬是过了一遍。而且，他不是专门学皮毛，他要把精神搞清楚，自己嚼烂再消化，所以在学术上，他除了在外国这方面还差一点，在中国这方面，我觉得的确是视野很宽阔的，这是一个表现。
第二个表现，就是他学术研究的系统性，他的每一个想法，比如说今天出版的《曾庆瑞电视剧理论集》12卷，就是一个系统，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术系统。
第三，他擅长归纳，郭沫若说，学问家其中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他也有这样的特点。你们知道我是给他剪报、贴报的人，他的学生写学术论文常到我们家看剪报，我们搬家，最沉重的就是这份资料，我们的报纸、杂志订了几十份，所以他很大气，决不局限于自己一家。
第四，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论述方面他也很大气，这点我比不过他。你们看他的文章，他都不是就事论事，就文章的主题来说，他的论文方法是若即若离，看起来，文章决不脱离主题，但是他又总是生发开去，在论述的时空中自由飞翔。这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学术气象。
他怎么会形成这样的气质呢？这是他在北大本科五年、副博士研究生四年学来的。特别是读副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受到他的导师袁家骅先生的深刻影响。袁先生早年参加过创造社，是诗人，后来到牛津大学留学，专门研究语言学。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他和当时的罗长培、赵元任是齐名的，不管是中国的方言还是外国的方言，只要他听过以后，他就可以准确地记录下一个民族语言的语音系统来，为制定这种语言的文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袁先生教育他在学术上“要有野心”，就是说要有抱负。他说“你要拿出来的就要像一个一个砖头那样可以立得起来的东西。就是厚厚的一部又一部的大著作，后人要研究这个领域的课题，不能随意跨过，必须要研究你的东西以后才能够继续前进，这就是要有野心、有抱负。”
他本来愿意学文学，国家需要，他学了语言学。后来毕业，赶上北大搞“四清”，人事冻结，没有按照计划留在北大，高教部要把他这个学《说文解字》的学生分到广播学院教文学了。袁先生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因为我对你教的东西都是打基础。”又说，“我相信你，无论做什么，你都不会落在别人的后头。”这是对他莫大的鼓励和信任。袁先生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大家的发言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而在这种不断的感动和激励中，我思考了这两个问题，不知道到底对不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还说一点想法，这两年，我和孩子们都特别心疼他，都劝他不要再这么玩儿命了，年岁大了，人老了，该歇歇了，享享清福了。今天的会议极大地感动了我，我知道了，中国的电视剧事业还需要他，朋友们，学生们都还需要他，那，我就还是要好好支持他，支持他继续发挥作用，把他交给你们了，让他多做事，努力把事情做好，做得大家满意，人民满意，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当然，也要提醒他，并且创造条件，帮助他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谢谢大家！
（编辑：尚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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