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里的1200万左右的文字，写了我二十五、六年的时间。当然，这期间，我还同时写了大量的批判“文学台独”的文字，以及其他的文字。
特别是这两年，2015年2月间，我们老两口跟着小女儿子墨一家到冲绳过完春节回来，一直到2017年11月30日初步编定这套书，我几乎用了不出国、不去外地、不看片、不开会、不看话剧、歌剧等演出，还有每周固定的接待来看望我的学生和来访的友人之外的所有时间，不停地写。这样，21个月的时间里，我在家里写，出国在外也写，国内出门也写，也就重写了第07卷《电视剧原理·发展论》“绪论”以外的十章正文和“余论”，计720,771字；新写了第24卷、25卷《一条小路——我的学术人生》上、下两卷，计1,114,587字；还有大大小小的文章56篇，计227,874字；另外，还为纪念2018年中国电视剧六十周年，写了一本《中国电视剧理论与评论六十年》，485,548字。这样，我就一共写了2,548,780字。若用这21个月的共计640天的日子来算，我平均每天写了3982.4687，即3982个字，几乎就是4000字。
在这里，我做这样的统计和计算，绝不是炫耀什么。我这一生，好好地活到了现在，什么也不需要炫耀了。
我是希望，当下，虽说我年过八十了，但身体很好，精力充沛，还算有一些文化，懂一点文学艺术，今生今世都想追随崇高，践行崇高，要尽量多做一点事情，多做一点有益于人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发展进步的事情，让我的生命充满活力，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继续这样的速度和节奏，再勤奋写作十年。我希望，到我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能够说：“我坚持下来了，我说到做到，没有食言。”这是指的，我曾经公开说过：“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清醒，我的生存方式就是写作。”这个话，印在我的学生和部分友人、家人共同撰写的一部书《印象·曾庆瑞》里了。那是大家为我七十岁生日庆生的杰作。那部书，已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在2011年6月第1版印行，在读者面前公开了。我得信守承诺。
回望来路，我将近6岁开始读书，因为随家人迁徙，读了两回小学一年级，到28岁读完副博士研究生，总共做了22年的学生。毕业后当大学教师50年，直到三年前，78岁时，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毕业，才算彻底告别大学生活。想想这大半辈子，也就是做了两件事——“说话”和“写字”。
“说话”，包括上课、指导学生，演讲、开会发言，还有接待采访和来访。上课，我主要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作奉献。从1965年7月31日到学校报到随后开学后开始上课，到2015年5月31日我门下最后一位博士生黄美华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一致以“优秀”成绩通过，我在这个大学服务了整整50年，半个世纪！除了“文革”，我跟学生在一起四十年。五十年下来，我收获了人生的一大成就——从研修生、专科生到本科学士，研究生硕士、博士，博士后，进修教师，难以数计，算得上“桃李满天下”。学生说：“我们人在四海，家在曾门”。学生说：“曾门一日，足以让我们荣耀一生！”作为一名教师，应该满足于这样的幸福了！
“上课”之外，在许多场合“说话”，我生逢其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湾文学“统”、“独”斗争，特别是中国电视剧的发展，相遇在人生路上了。可以说，我选择了这些事业，这些事业也选择了我。风云际会，我投身其中，站在潮头上弄潮，频频发声。几十年下来，我无愧于为人的真诚和善良，也无私无畏地立言，特别是，我为中国电视剧界，为中国国文化界，也就是为我的国家，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还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保卫国家的文化安全！”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两个口号都影响巨大，深远。我在“说话”方面收获的最大幸福是：“曾庆瑞是一个说真话的人”！
“写字”，就无须多说了。读高中的时候，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批评学校教师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子弟学生的文章，报纸还加了“编者按”。我还在《长江日报》上发了一整版的配图通讯《盛开的友谊之花》，赞扬我们学校学生跟苏联黑海敖德萨中学学生之间的友谊。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写作。读书年代最值得记忆的是，还是本科生的我和我爱人赵遐秋，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文章，1999年以后，还成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必读的文献资料之一。写呀写的，一晃眼，六十三年过去了。积累下来，这写作，就成了习惯，成了爱好，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了我生命的存在形态之一，也成了我和我们儿、孙辈三代人之间的一种传承。他们都喜欢写，能写，也写得不错，甚至写得挺好，代表作就是小女儿子墨写的《墨迹》。我和我老伴儿、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赵遐秋合著的900万字左右的，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包括台湾文学论著，18卷集《曾庆瑞赵遐秋文集》也是一个呈现。
论这“说话”和“写作”，我还和同事们一起，并且我自己作为创系主任，创办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电视剧专业的高级人才培养系统，第一个四年制本科专业，第一个三年制硕士学位授权点，第一个三年制博士学位授权点，第一个两年制博士后研究工作站，培养了第一个班的本科生，指导了第一名硕士研究生，第一名博士研究生，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第一名外国籍教授访问学者，第一名国内进修教师，第一名国内访问学者。为此，我组建了第一支电视剧专业的大学教师队伍，设计了第一份培养计划，第一份课程表，开设了第一批专业课程，编写和出版了第一批教材和参考资料。我作为创所所长还组建了第一个电视剧的研究所，组织了第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创建了第一批电视剧专业的学术研究课题，出版了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以此为基础，我带领同事们和学生，创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电视剧艺术学学科体系。为它奠基，我写了七部最基本的学术著作，就是这套书的第01卷到第07卷。就此，学界公认我是这个学科体系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我引以为荣。
我这些年“说话”、“写字”的主场地，曾经是文学、语言学，后来多数时间是电视剧艺术事业和文化产业，当然，也不失去文学。
说到电视剧，中国电视剧到今年整整六十年，我和中国电视剧一路同行也整整六十年。前三十年，我看电视剧。后三十年，看电视剧的同时，我评论电视剧，研究电视剧，教电视剧的课，培养电视剧专业方向各个学历学位层次的数不清的学生，写电视剧的文章和书，现在还开始创作电视剧。
中国电视剧的这六十年，无可争议地日益趋向成熟。这成熟的标志就是，终于寻找到了自己所要表现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最好的人物和故事，也寻找到了自己可以用来表现这种人物和故事的最好的语言和形式。再就是，中国电视剧的综合成就和深广影响，业已成就了它在当今中国各种文艺样态中的一种特别的“王者气势”！
当然，这六十年，风云流变，它的呈现，也确实复杂。
我不禁想起来，十五年半前，2002年12月30日下午，在我们学校国际交流中心405多功能厅，我主持了以“中国电视剧传播”为话题的“中国传播论坛2002”。论坛最后一个段落是高鑫教授主持的。我坐在他一旁，现场写了一篇“闭幕辞”。我后来致辞说到了：
在座的各位，无论来自哪省哪市，地方还是军队，也不管是男女还是老少，是
创作第一线的，还是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和宣传管理工作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在论坛上充分表现出来的一种忧患的意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聚集
在一起侃侃而论，或者激情洋溢，或者愤愤然显得有几分悲壮，无非就是基于一种
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我们中国的电视剧发扬光大往日的优
秀传统，在新世纪一路走好，与时俱进，再铸辉煌。同时，也希望引起有关方面和
电视剧界同仁的高度重视，殷切关注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关注中国电视剧作品摄制、
传播和收视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乃至严重的问题，能够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一起抵制一种病态的文艺思想，杜绝不良的文化产品，让电视剧更好地为大力发展
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
我还说到：
……我们的电视剧事业虽然曾经有过曲折起伏，并不风平浪静，但有目共睹的
是，我们的电视剧的确成就辉煌，影响重大，作用不凡。然而，也要承认，我们的
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很严重。一个星期前，在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召开的一次
会议上，就辽宁、吉林两省合拍的一部八集短剧创作，谈到党和政府在农村、在农
民中间要“收复民心”的话题的时候，我当时讲到，我们的电视剧也要在广大观众
群中来收复民心!不收复在观众中部分失去了的民心，我们的电视剧事业将难以为
继，将不能葆有无限的生机，不能葆有这次会议上有的专家说的21世纪的朝阳艺
术的优势地位。
就算是从那次“论坛”往现在数，历史业已证明，我不是杞人忧天。比如，我说到，“基于一种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希望我们中国的电视剧发扬光大往日的优秀传统，在新世纪一路走好，与时俱进，再铸辉煌”；说到“一起抵制一种病态的文艺思想，杜绝不良的文化产品，让电视剧更好地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服务”；还说到“我们的电视剧也要在广大观众群中来收复民心!不收复在观众中部分失去了的民心，我们的电视剧事业将难以为继，将不能葆有无限的生机，不能葆有这次会议上有的专家说的21世纪的朝阳艺术的优势地位”；等等，等等，都是实情，从那时候到现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情形已经证明，解决“病态的文艺思想”和“不良的文化产品”的问题，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肃的问题。
当然，进入现在这个新时代以来，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和光明前景，以及最初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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