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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话语”，它起源于“对外宣传”，但囿于“宣传”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当浓郁，因此我们现在多用“对外传播”。从“政治性”、“传播主体”、“国际受众”、“传播媒介”、“传播路径”等方面考虑，中国的“对外传播”可以纳入“国际政治传播”视野进行研究。国际政治传播可以视为政治传播在国际视域下的拓展，只是更侧重于受众群体的国际性。
我们在研究中关注了以下重要问题：第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对外传播思想；第二，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的完整构成体系；第三，党和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三者的协同重构了我国当下对外传播的主体；第四，建构良好的中国形象是我国对外传播的重要目标；第五，最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战略实质包含通过对外传播促进共识；第六，文化与文明的交流是对我国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七，新兴媒体带来的“人类交往革命”为我国对外传播提供了新契机。
总之，习近平的对外传播思想充分体现出习近平认识到现代传播、大众媒介、社会舆论等传播学领域和知识的重要性，并遵循传播规律，运用传播学理论去解决对外传播中的各种问题；传播学、政治传播、国际政治传播等理论知识是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基础，习近平在官方文件中首次运用了许多传播学术语，如“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传播学需要承担起重大的责任，为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习近平“对外传播”思想是为我国的政治传播及国际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我国传播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
（本文梳理自孟建在“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发言人孟建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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