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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飞研究员首先提出当下中国传播学的状况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类似，通过政治传播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将传播学带入前台。之后姜飞研究员提出更新几个视角。第一点是需要更新一个视角，传播学在中国是新闻学框架下引入的，其逻辑前提是：传播是传播事实的；但实际上，中国的理念从宣传，到传播，到“讲故事”，其中贯穿的逻辑不断凸显一个认识的转变过程，即逐步认同到“传播是故事的建构”。我们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是单纯的信息劳工，其所要承担的两个责任与角色目前貌似是把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有效的编织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而不显突兀；同样，把中国特色的发展故事编织进国际政治和传播体系让人可以和你和平相处。这是我们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两个问题，也似应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第二点是政治传播研究有必要更新主体观。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恒定的主体性呈现碎片化与无秩序趋势。所以政治理论的传播更多呈现框架式而非橱窗式效应，而框架的设计和引入本是政治的结构性和传播的政治性。由之我们看到，政治的传播更加的依赖传播的政治，多数情况下传播的政治甚至在决定着政治的传播。第三点就是需要更新对于传播学的政治性认识。中国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传播学是“政治传播学”。下一步，我们如何用政治学的学理观照传播领域的政治传播？如何用传播学的学理观照政治学领域的政治传播？是背靠着西方、把西方的传播理论设计成橱窗来框范我们的传播现实，还是背靠中国的传播现实、检点西方的传播理论和我们的双手双脚？这些逻辑或者是我们下一步思考政治传播和传播学的某种新的起点？仅供参考。
（本文梳理自姜飞在“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发言人姜飞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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