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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为何需要传播
作为国家权力运行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领域，政治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总体构成中，是密不可分的支撑部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政治过程不仅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制度属性和运行机制的独特性，而且鲜明地展示了政治制度设施与政治生活形态所内含的观念体系与核心价值指向。同时，政治过程的有效展开，除了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外，更要体现为政治理念的“物质”形态，这就是政治运行必须把握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结合，政治过程也要遵守政治领域的能量守恒定律。这样来看，增强政治实践过程的有效性，就不能仅仅满足制度的刚性需求，也要强调政治过程具有强大的软力量，这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实现政治的信息化与有效传播，已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机制，旨在通过政治的积极传播与有效沟通，在政治理念与价值实现方式上达成相对平衡，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战略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政治过程的物质化和精神（观念）过程同等重要。应该说，政治实现传播化，目的就在于凝聚发展过程中的共识，塑造社会（精神）共同体，以整合千差万别的利益诉求，化解或降低社会的利益性冲突风险，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历史性进步。无疑，从传播的角度来考察，现代政治过程一定是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过程，完善政治的传播形态及其实现方式需要上升为国家大战略，而不是简单的人际传播过程。现代政治过程无法离开现代传播的机制化支撑，政治传播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为政治生活的规范化、政治机制的运行模式乃至社会的政治结构演化等提供重要动力。可以说，正是有了传播，政治过程才有了更加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
二、正确把握中国政治传播的学术话语创新
中国政治传播的理论研究，在学科归属意义上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科建制，但是作为对人类历史发展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明国家，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却不是后来者。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传播在体制、理念与活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与理论成果，政治传播的思想资源亟待深入挖掘。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同样为政治传播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案例，成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实现学术话语体系创新的现实前提。然而，面对大量鲜活的中国实践素材，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在研究范式和话语创新过程中不能实行拿来主义，严重依赖西方学术路径，否则将丧失中国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智力支持的有效性。
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政治传播的学术话语逻辑，源于西方的地方经验事实，是在西方经验意义上的理论化总结。巨大的国情差异，决定了照搬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范式，无法还原回中国样本的实际要素结构，将造成中国政治实践主体性的空心化和改革战略推进的失效，遗留诸多难以解释的现实困境。于是，我们常常会看到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两种现象：一是强调高度抽象化的研究理路，旨在以“元理论”的探讨覆盖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二是强调用西方的研究范式简单嫁接中国实践经验的分析框架。这势必造成西方的分析工具无法与中国的经验事实完全对接，结果只能是改造西方的分析范式以实现对中国案例的理论自适应，或者是裁剪中国素材以实现对西方理论的非全要素对应。这两种倾向都无法获得真实有效的理论认知，更无助于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话语创新。
以中国实践和价值理念为指向的政治传播话语创新，并不拒斥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积极成果，但是这种理论借鉴不能离开我国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和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不能离开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要求，关键是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中国方案”为抓手，才能推进政治传播理论研究切中中国现实，在问题的理论化与理论的问题化结合中，不断开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新路径，增强中国学术话语的解释力、建构力和传播力。
三、学术与政治是命运共同体
在政治传播实践的学术研究中，与学术阐释相适应，政治性是显性的表达方式，我们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意义上更能清晰地获得直观感受。这集中体现在学术表达与政治表达能否有效契合，也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其实，学术与政治是命运共同体，二者之间的核心机制就在于是否实现了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学术研究如果不能进入到政治传播表象背后的历史与时代的动力系统，是难以有效解释重大现实问题，并完整呈现政治传播发展规律的。同样，政治实践能否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客观地决定了政治传播研究作为理论供给和学理支撑的有效性高低。
从政治传播研究角度看，学术与政治的内在关系是高度联动的，它们共同面对的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这一问题域，共同承载着时代性的创新要求。那种忽视或摈弃政治价值的学术研究，只能是不接地气的屠龙之术；而轻视或拒绝智力支持的政治过程，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说，对政治传播现象的总结和政治传播规律的探索和运用，决定了政治传播研究在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意义重大。
四、扎实开展政治传播理论的中国创造
非常感谢刚才几位专家的精彩发言，为我们进行深入的政治传播研究，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学理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开阔了我们的理论视野。政治传播是政治学与传播学视界融合的全新领域，展现了当代中国学术前沿的新特征、新元素。但是应该看到，与当前中国改革快速发展的实践需求相比，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研究亟待实现新的突破，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更广泛的学科交叉研究基础上，深度挖掘西方与本土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扎实开展理论研究工作，这是中国媒体融合、学科综合发展时代赋予的学术使命。说到底，政治传播理论的中国创造，客观上要求学术研究者不能是低水平重复的“理论搬运工”，学术产品的生产更不能是急功近利的“理论创可贴”。这是因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只有承担着破解中国问题的本土学理逻辑，表达着创新中国学术的世界传播意义，才能为中国与世界不断增进认同与共鸣做出应有的贡献，为东西方平等学术交流提供新的前提。我想，这就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增强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的时代理据。
（本文整理自李放在“首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上的评议，评议人李放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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