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近年来，数字化媒介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家战略对出版学科、出版行业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这为中国出版专业的自主建设、创新发展和协同共建提出了新的要求。通过中国出版学科建设的文化自主观和传播生态观，从学科共建、知识共建和生态共建三个维度，推动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建设“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开创多元协作新模式、构筑自主知识新体系、打造产学研联动新版图，最终建设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满足中华优秀文化传承需求、有利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目标的中国特色出版学。
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在中华文脉的演进承继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并体现出独特而鲜明的中国新时代特色。出版印刻历史，铭刻当下，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源于我国绵延数千年而仍然生生不息的出版实践史。自夏商以来，对图书典籍的编撰、修缮及版行，成为延续中华文脉与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先秦时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经》得以传天下；汉刘向广集众本，校雠篇章，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古籍编撰工作。“四大发明”之“造纸”与“印刷”为中国出版的历史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宋元明清以降，官刻、私刻、坊刻多种出版形态并存，使中华文明在出版实践中得以传承记忆。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辈通过书刊、报纸和进步文章的出版传递着革命真理和理想信念，引领更多的人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救亡图存的社会行动之中，为当时的中国引入了启蒙之光。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走向繁荣发展，并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出版方针、出版理念与实践话语：“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版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同向同步，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卷帙浩繁，书写天下，继往开来。今天，中国出版秉承着赓续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使命与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排头兵、先遣军、阵地军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肩负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的重要职责。”中国出版学科应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作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扎根中国大地的出版学科建设是新征程中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新的发展阶段也为当下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建设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微观层面，出版工作需要迫切提升出版内容水平和出版服务质量，为广大人民带来更好的出版作品和出版服务；在中观层面，出版工作需要积极适应全球出版业变革的趋势，将改革和创新转化为增长和进步的动能，抢占数字时代出版业发展的先机；在宏观层面，出版工作需要更好地发挥服务大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助力主流思想舆论的巩固和壮大，同时也要注意出版工作与国际传播工作相结合，增强出版作品“走出去”的能力，借由立足本土的出版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正处于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环境演变之中。对于人类传播史和出版发展史而言，数字网络与智能技术的出现与高速发展，推动着出版内容、出版载体、出版模式和出版全流程的自我革新，也对中国出版学的自主发展与学科共建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出版业已然置身于“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全媒体传播场景之中。
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是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创新型学科，是服务数字文化消费新场景建设的应用型学科，是构筑 “全程”“全息”媒体深度融合转型的自主性学科；也是在新“产众”（prosumer）和新阅读文化的多重互动中，实现 “全员”“全效”文化传播效能的实践性学科。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自主建设与“数字中国”的大国理想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到的“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也是“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方式。
一、出版学科建设的文化自主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对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建设提出了新的需求，也指明了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扎根中国大地的时代立场。本文认为，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与实践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华文明传承和世界文明互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时代之需
中国出版学科的实践创新与自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完美契合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协调、彼此共鉴的时代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出版是将精神文明凝结为作品再搭载于各种物质载体之上进而实现传播的过程，彰显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与共鉴。
中国出版学科的实践创新与自主建设，是中华文明传承与发展之文化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文化刻印的方式与理念传承的记述代代相传。尽管不同学者对“出版”的定义在诸多方面存在进一步学术探讨的空间，但基本存在一种共识，即出版使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是文化的源头和依托。中国出版学科既在历史演进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延续提供基础载体，也在当代实践中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实践的结合开拓媒介创新的进路。
在历史演进方面，出版驱动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与普惠普及，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载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文化生成的过程，成为中华文明的形塑力量。出版活动并不是不加选择的传播过程，其中还包含着复杂的编辑选择、人民选择和时代选择的过程，并在选择中形成了稳定、有保障的出版机制和运作体系。因此，真正代表时代价值观念的社会文化、代表时代精神的思想内涵，以及得到一个时代的人们广泛认可的文化气质，都将经由出版脱颖而出。在德布雷媒介学理论的想象中，出版不仅仅关乎承载信息与文化的MO （组织化的物质，即媒介载体、组织材料、技术设备），更是与对历史共享与传承非常重要的OM （物质化的组织，如博物馆、图书馆、学校等）息息相关。换言之，出版延长了优秀文化乃至一整套文明系统的生命周期，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跨越空间的阈限而实现“传播”，而且能够跨越时间的阈限，形成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时间性的 “传承”。
在当代实践方面，迈进数字中国新时代的出版实践推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出版观在数字出版时代得到了理论发展。如中国传媒大学师生共创的《红色文物青年说》《百年先锋》《解码中华文化基因》等融合出版佳作，得到了多家主流媒体的刊播，多部作品也入选了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教育部主题出版选题。这些作品通过红色文化、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与当下数字传播技术的结合，以及对数字出版的深刻理解和深度践行，不断创新优秀文化传承的方式和媒介记忆的形式，对社会文化的当代实践和话语体系都进行了重要探索。
（二）世界文明互鉴的重要基石
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与实践创新，是世界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明走出去，以“图书—影音—数字”出版物承载世界文明互鉴之历史意义的重要基石。《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出版走出去取得成效”列为重要目标之一，这既是我国国际传播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在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视域下，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建设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中华文明和优秀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去” 的重任。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作为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的重要途径，出版自然成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关键阵地。包括图书、影像、融媒体作品乃至游戏在内的不同媒介形式的出版物，在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的同时，也向世界阐述和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高水平、高质量的译制出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下，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建设是文明交流、思想互通、知识流动和意义共享的实践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中，从五个方面具体阐释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明确提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世界文明具有绚烂的多样性，世界文明史因出版而得以铭刻和记录。传统图书出版和视听、多媒体、融合出版等，都是文明间跨越文化阻隔、产生平等对话、形成意义共振的重要途径。第二十九届北京图书博览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 000项，参展的中外出版人普遍认为，中外出版界之间合作空间广阔，唯有通过国际间出版界的深度合作，才能继往开来，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二、出版学科共建的传播生态观
中国出版学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华文明的历时性传承、世界文明的共时性共鉴都深度勾连在一起，决定了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和创新发展注定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和系统思维，搭建起学界、业界的协同共建模式。
出版学科共建仍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一，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现代化融合。如何秉持两个 “结合”，守正创新，构建科学规范，扎根中国大地的出版理论与实践的共建发展模式，是首要问题。其二，知识共建的自主性与开拓性。如何立足中国出版史学的深厚土壤，借鉴参照国际出版学实践形态，构建现代化的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开拓性，是关键问题。其三，生态共建的开放性与融合性。如何跟进迅猛发展的信息化浪潮，将 “互联网这个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增量”，通过数字出版、融合出版多种新型出版模态，打造出版生态的线上线下的同心圆模式，是策略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中国出版学科的协同共建显得尤为迫切。本文试从学科共建、知识共建和生态共建的三维向度，寻求中国出版学科自主发展的破局进路。
（一）学科共建：开创多元协作新模式
学科共建，指在新文科建设的观照下实现跨学科的研究互通，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进一步融合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结合出版学术研究与出版业界实践，构建出多元协作的新型出版学科模式。本文认为，学科共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进行：
第一，加强出版学科相关研究的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早在1998年，编辑出版学专业就出现在了本科教育阶段，并随着中国出版行业的繁荣发展而不断壮大。直到2022年，出版学博士专业学位获批，标志着我国出版学高层次人才培养学位体系基本形成。在学位培养体系和学术科研体系日渐成熟的基础上，出版学领域更具跨学科和交叉属性的研究与人才培养成了出版学科建设的新需求。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应吸纳更多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学生进入出版研究的学术场域，通过共建科研基地、科研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以及联合申请国家重点攻坚项目等方式，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以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解决中国出版实践的实际问题。
第二，合作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共同培养卓越出版人才。在课程思政方面，各高校应立足学校，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同时面向业界，着力打造教育出版界的“国家队”“主力军”。在高校合作方面，各高校在加强出版学课程思政与自主理论的共研共建的同时，可善用巧用数字化平台在线开放的知识生产新空间，以平台化的知识空间建设打破传统课堂、商业平台、慕课平台和校内SPOC课程平台之间的壁垒；在校企合作方面，高校与出版业应共同策划主题出版，共同推出重点出版物，构建校企人才互聘、联合培养、定向培养的长效机制。
第三，以实践创新成果为目标，全面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出版强国建设。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打造符合本校特色的项目制动态教学方式，以“融合媒体+新闻出版+文化传播”的思路整合教学内容，稳步推进“课程学习+ 自主学习+课外实践”协同的立体化教学模式。在此教学模式下，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基础理论及技能，通过自主学习巩固知识、发展能力，再以师生共创和教师工作组的方式开展课外实践，切实提高出版与传播应用能力。团队既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内容创意能力，又注重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引导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鼓励师生以理论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紧跟业界前沿动态，让最新的行业理念与发展趋势贯穿教学过程的始终，培养出真正满足文化强国建设和出版强国建设需求的复合型数字出版与文化传播人才。
（二）知识共建：构筑自主知识新体系
知识共建，指整合多方资源，从实际问题出发建构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出版作为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在文化强国建设过程中扮演着独特角色、发挥着显著作用。作为研究出版现象、阐释出版规律、培养出版人才的专门性学科，出版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本文认为，建构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第一，要扎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理论体系。中国问题是中国出版学理论和知识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现象、中国事实、中国经验，也始终应当是中国出版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养料源泉。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出版领域积累了大量本土经验，中国独特的出版实践也蕴含着大量的特殊规律，对这些本土经验和特殊规律的总结、研究，既是中国出版学天然的使命任务，也必然形成大量本土的知识和理论。中国出版学界应当坚定不移地立足本土，以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出版实践为主要依据，坚持把理论研究和知识创新写在中国大地上，在真正意义上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束缚，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使中国出版学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要顺应数字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中国出版学理论发展与范式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逐渐嵌入出版领域的方方面面，我国出版业态发生了结构性变革，数字出版成为出版行业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样的时代和行业发展背景下，对出版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出版学知识体系也应该随之更新和重构。在建构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时代为观照，加强数字出版领域的研究，重视数字出版理论的发展，建构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出版学知识体系，推动数字时代中国出版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与时代发展。
第三，要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使出版学知识与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实践是出版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出版学理论研究、知识创新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战略，着眼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以及出版领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因此，学界需要聚焦出版学发展的前沿性问题、关键性问题和根本性问题，在顺应中国特色出版实践发展节奏的同时不断拓展出版学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实现出版学知识体系在内容、结构上的面相更新，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真正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更好地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三）生态共建：打造产学研联动新版图
生态共建，指打破出版产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壁垒，打造中国出版学科产学研联动的新生态和新版图。出版产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有着各自的优势，而生态共建将重新整合这些资源优势，形成出版强国建设的合力。
第一，出版产业应发挥长期以来形成的资源积累与实践经验优势。无论是传统出版社，还是新兴的融合出版机构，它们的优势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雄厚基础，包括知识产权、文化IP、专家网络等。同时，出版产业有完善、规范的出版流程、传播途径和运营体系。对于中国出版学科的发展而言，来自出版产业宝贵的经验和成熟的机制能够为实践教学提供贴近一线的工作指南，为学术研究提供充满生命力和想象力的研究田野，为出版学专业的学生提供直接的实习实操机会。
第二，各教育与研究机构应发挥出独特的智力支持作用。首先，来自高校的研究者可以从理论的高度和客观的视角对出版行业进行研究性的观察和学理性的反思，及时地发现和修正出版行业可能因为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出现的错误。其次，来自高校的师生团队能够以出版产业的发展成果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实践经验和学理脉络进行归纳总结和理论提炼，促进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在循环往复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最后，高校是出版产业最为直接的人才宝库，只有借助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强大力量，才能真正完成人才培养体系和产教研协同体的生态构建。
第三，以新兴互联网平台为主的科研机构应提供更前沿的研究视野与更先进的方法支持。在移动互联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大互联网平台也纷纷加入融合出版的实践与研究，并凭借强大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资金优势获得了对数字出版前沿的洞察能力和对社会热点的预测能力。科研机构应加强与各高校、出版产业的研究合作，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更先进的方法辅助高校的出版研究与出版产业的出版实践，帮助其从更前沿的角度思考出版产品的呈现方式与制作方向，切实提高出版实践与出版物的质量。
结 语
中国出版学科的自主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大事，是立足出版领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好事，也是服务出版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高校人才培养的实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出版正是文化生产和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部分，是促进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迈入新时代，出版行业的创新力得到充分激发，以出版服务国家和人民的能力显著增强，出版业实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
作为出版学科的建设者、出版专业的研究者、出版人才的培育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加入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建设行列，以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为主线，以高等教育之力助推出版工作服务大局、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助力出版业提升内容建设水平和服务供给能力，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合力推进出版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培养高水平出版人才，打造集学术研究、实践创新、人才培养、政策咨询、国际交流对话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智库，扎实推动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不断提升出版专业的教学科研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为助力新时代出版工作、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强大力量。
（注释略）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15 张树庭.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探索出版学科自主建设的中国之路[J].现代出版,2023(5):1-7.
CY/T 121-2015 张树庭:《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探索出版学科自主建设的中国之路》,《现代出版》2023年第5期,第1页至7页。
MLA 张树庭."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探索出版学科自主建设的中国之路."现代出版.(5)2023:1-7.
APA 张树庭.(2023).扎根中国大地，面向数字未来：探索出版学科自主建设的中国之路.现代出版,(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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