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2015中国社会学年会“传媒与社会治理创新分论坛”在中南大学召开。本分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主办，中国传媒大学社会学系、传媒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筹）承办。论坛征集的论文分别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市委党校、华东政法学院、湖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相关研究和探讨主要围绕传媒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问题、实践表现等。
齐冬梅关注了新媒体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挑战及对策，认为新媒体使得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要改变，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但同时也为政府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环境，充利用和发挥新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任孟山讨论了转型中国的大众媒体与社会治理问题，认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大众媒体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各社会主体的意见表达平台，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借助大众媒体进行意见表达、意见协商并寻求意见共识，是社会治理能够在关切到各方权利与利益的前提下顺利推进的基本方式。
罗东的研究围绕“技术与行动”议题对西方的研究进行了述评。他指出，社会化媒体是互联网的一次信息技术革命，它对集体行动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功能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学术旨趣，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研究回答了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与内容。尽管现有的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多路径的、多方法的，但缺乏学科间的理论交流与相互借鉴。他提出要超越“单向度文本”、“技术决定论”、“技术限制论”等困境。
郭小平系统地关注了绿色广告传播的“洗绿”行为。他的研究指出：“洗绿”行为是适应环境主义思潮与应对风险社会的媒介营销策略之一，其广告主包括具有绿色性质的或仅仅通过媒介修辞达到“洗绿”效果的产品与机构。“洗绿”尽管在客观上型塑了公众会的环保意识，但表达的是广告主自我粉饰的虚假环保诉求，塑造个人或组织的环保形象或获取商业利益。
谢进川的研究主要关注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微传播监视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微传播监视如何促进了社会监视权力的生成，存在的具体困境，共生政治如何有效形成。
詹骞通过对甘肃陇南成县12镇5乡的政务微博观察，对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政务微博进行了研究。她认为，在乡村治理主体层面，乡镇政务微博作为乡镇政府的网络形象代言人被纳入到乡村治理的内部结构中，是国家行政权力在乡镇一级的柔性执行者。在具体的调查中则发现，基层政府一方面积极提供公共服务，还进行一定量的购买公共服务，充分体现政府管理的职责；同时，政务微博为普通村民的治理参与提供了有效的表达与对话空间。
曹然以外滩踩踏事件中的“@上海发布”和“澎湃新闻”为例，关注政府新闻发布与新兴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表现及其互动，特别是考察政府新闻发布与新兴媒体在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机制，以及两者之间的具体互动关系。其研究指出，“舆论控制”因时事变迁而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效概念，政府、媒体在危机传播中都要强化议题管理意识。其对上海踩踏事件的研究后发现，政府部门根据媒体报道设置议题的意识和能力较弱，政府和媒体间的自觉策应也不够充分。
王超群的研究以广东清源群体性事件为例，关注从官民舆论场互动的视角下建构环境抗争事件中风险沟通的“信任范式”问题。其研究指出，在风险评估阶段，该事件表现为单向被动不平等的风险沟通与信任流失；在危机爆发阶段，表现为应急处置模式的风险沟通与重修信任的失败。
裴如杰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百度新闻于2003年至2015年皇冠比分网:“低保户”群体的新闻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网络新闻所建构的“低保户”媒介形象，以及与实地调查数据之间的差距。研究发现网络新闻着重塑造了低保户的“福利形象”，这种媒体形象与低保户调查存在显著差异。
郑艳方基于《人民日报》（1956—1965）“除四害”报道，揭示了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并推动民众的全员参与，并且这一社会治理运动已经超越了“卫生”领域，成为一个全能管理运动，有着政治经济意涵。
冯波针对社交媒体环境中的政府传播个案，分析了应然与实然问题，并特别指出：第一，政府传播的实然和应然是有差距的；第二，要勇于找出政府传播中实然和应然的差距，提高相关传媒内容制造者的理论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第三，对于社交媒体中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考，要包容和接纳，不要预设其动机，要相信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第四，为了一个平等的沟通平台而去从事政治传播，和宣传的任务是可以有机地衔接在一起的，不必人为制造非此即彼的对立。第五，社交媒体的宽松环境与网络治理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关键在于网络治理主体的适度把握。
陈文玲通过持续的村庄调查跟踪，其调查发现：村庄舆论的表达有着一定的目的。目的主要表现为利益诉求和社区规范的呈现。其中，社区规范内容包括社会规范，也包括符合当地社区情理的社区规范。规范呈现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农村中的孝道、村中过事儿的规范以及对于男人“样儿”、女人“样儿”的行为期待。村庄舆论表达出社区的规范，规范的呈现不仅提醒人们对规范的遵守，还会根据村民道德规范的遵守情况排出大概的先后顺序，即形成“道德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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