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北京城垣与中轴线(一)前门

发布时间:2015-05-11浏览次数:838文章来源: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中的北京城垣与中轴线(一) 前门

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内城南垣正中的正阳门,规模宏丽,是京都的正门,素有“国门”之称,北京人俗称之为“前门”。作为国门的正阳门如何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呢,听听规矩就知道了:“京师正阳门,唯跸路所经,始一开启;平日唯从两掖门出入……”所谓跸路,即御路,皇帝出入之所经也。不但平民百姓,就连朝廷重臣,也是走不得的。不但如此,正阳门每日启闭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盖必日出始可开城,而正阳门则丑刻专为趋朝者开放其半,又许入不许出也。”(王伯弓《蜷庐随笔》)由此可见它在帝王时代的尊贵与气度。正阳门自明初修建后,箭楼曾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次失火并重修,但整个正阳门始终保持着固有的面貌,护卫着帝都的尊严。不过,近代以来,它却屡遭变故,往日风采渐不复存在。

庚子之乱,列强进了北京,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安。八国联军在天坛架起大炮,轰塌了前门城楼。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北京又“太平”了,两宫便从西安“回銮”。从永定门进入北京后,必须要走中轴线,也势必要走前门。但此时前门已经坍塌,短期内也不可能修复。于是,顾及大清脸面的朝臣十分着急,便下令北京的棚匠行和扎彩子的匠人联合作业——先用杉、木材搭设席棚,然后再用五色绫绸装点其上,一座“城楼”就立起来了。这并非传说,有史为证:“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奉命承修跸路工程,此规至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燎此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陈夔尤《梦蕉亭杂记》)不知西太后看见这样一座城楼,会作何感想?或者,得知大臣们如此勉力而为、效忠大清国,是否想到要嘉奖、赏赐他们?

正阳门原建筑群包括了城门、箭楼,以及联结两者的瓮城。瓮城两侧有闸楼及卷门,城门前还有护城河桥。旧日在京城享有盛名的“大前门”牌卷烟,上面赫然印着的就是正阳门箭楼。雄阔的箭楼和坚固的瓮城,是防卫内城的要冲之地。瓮城作为内城最外面的“庭院”(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以城垣、城门与内城相连,内宽108米,深85米。瓮城内建有两座小庙,一为关帝庙,另一为观音庙。瓮城月墙外,多被商铺占领,是繁华的市集。清末名士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其依附两掖﹝门﹞之隙地,贾人设小市肆,在东曰东荷包巷,西曰西荷包巷:屋如小舟,栉比鳞次,百货所集,金碧辉煌。其货物以刺绣多,故名荷包巷。喧闹萃处,犹有辽金之风”。(王伯弓《蜷庐随笔》)《都门杂咏》竹枝词这样写荷包巷的繁华:“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前门是内城与外城的交通要害之处,本就拥堵不堪。加之后来前门东、西火车站先后建成,“京丰”、“京汉”线贯通,交通量剧增,其拥堵之状可想而知。梁实秋曾记道:“我小时候坐轿车出前门是一桩盛事,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最难看的是这一带路上铺厚石板,年久磨损露出很宽很深的缝隙,真是豁牙露齿,骡车马车行走期间,车轮陷入缝隙,左一歪右一倒,就在这一步一倒之际脑袋上会碰出核桃大的包左右各一个。”(梁实秋《北平的街道》)

民国时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请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kegel)制定了改建前门的方案。这次改建拆除了瓮城及东西闸楼,箭楼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此次改建,许多人颇感遗憾。王伯弓说:“民国初,毁去两掖门,改辟四孔,以便车马——自此陵迁谷变,帝城风物,不可复睹矣。”(王伯弓《蜷庐随笔》)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批评则更为严厉:“今天,这个中央大门给人的印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令人失望的。诚然,门楼仍旧保留原样,但城门马道新开了两道拱门(这拱门似有损结构之坚固性),前面广场也显得过于西洋化,与城楼的建筑风格不大协调。当然,如果从南面(包括昔日属于瓮城空地的颇大的一片荒凉地段)观望,其景象则更令人扫兴。箭楼的情形也如此,不仅如此,它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箭楼孑然而立,两侧瓮城残垣所余无几。两条直达城台顶部的马道皆呈之字形,台阶中间隔有数层平台,平台上修有汉白玉栏杆和凸出的眺台。不但如此,箭窗上侧还饰有弧形华盖,弄巧成拙地仿照着宫殿窗牍式样。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建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简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这次改建,瓮城拆除了,东、西荷包巷也不复存在了,原瓮城内的两座小庙却被保存了下来。正阳门原为“跸路”,清代百姓终其一生也无缘出入一次。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正阳门又旁开四门,已然“废物”,但周汝昌为了过过瘾,还是去走了一遭,还进庙里看了看:

 

记得很清楚,那时正阳门两旁城墙根儿上,贴墙有二小庙,一东一西。庙极小,只一间屋。其一为关帝庙,在老北京异常出名,一说庙里的签儿最灵验。我进去看过,见一位道士照料香火,果有上香跪拜求签儿者。我后悔没试试看灵不灵。

另一小庙关闭,不得而入,不知其详,却幼年曾闻二哥说过(他在前门长巷住过):那庙有一铜驴,正月节间,妇女上庙到此,不生育的少妇,让一个年长的女亲戚或仆妇用衣遮掩着,那少妇则用手去摸那驴肾,羞羞惭惭地,令人发笑称奇——据说也很灵:摸了就能生子女云。”(周汝昌《九门之缘》)

 

  承载平民百姓一些世俗愿景的这两座小庙,在“文革”中修建地铁时也被拆除了。这是后话。

  这次改建虽然受到多方质疑,但前门地区的交通状况倒是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前门的原建筑群不再完整,其政治意义也逐步褪去,但前门作为老北京的“名片”和象征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尤其对于那些初次来京的外乡人,出了火车站,即是前门,依然在第一时间给予他们帝都的气息和味道。孙福熙初到北京时,出东车站门,仰见正阳门楼昂立在灯火万盏的广场中,不禁感叹:“深蓝而满缀星光的天,高远的衬托在他的后面,惯住小城的我对之怎能不深深的感动呢”!(孙福熙《北京乎》)正阳门不仅给人震撼,让人感动,似乎还可以给迷惘、颓唐之人以慰藉。当年飘零已久,满心凄凉与忧闷的潘漠华,来到北京,进正阳门,“看到路旁红墙角残缺的石碑,那枝头开着红花的绿叶树,我就感到喜悦。看到处处庙宇,檐角高敞地掀起,青苔生上檐背,我就钦仰。古色古香,既扑人眉宇,威严伟大也有了”,便“仿佛感到有所依归了”。(潘漠华《心野杂记》)姜德明当年第一次进京,感受到的是箭楼和正阳门的雄伟高大,和站在底下的自己的渺小。她说:“是的,那时我不足二十岁,真的是仰望它。我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长长的宫墙。”这样的情境让她对“这座大城”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个年头,姜德明震惊于旧都的威严,也感慨于北平的衰落与贫穷:“箭楼下面布满了饮食摊。我找了一个稍为清洁一点的卖豆腐脑的摊子,坐在小板凳上,刚端起碗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少年乞丐,一个个向我伸出了肮脏的小手。”这种情形似乎让她有点儿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大都,这就是我们大都的子民吗?”所以,直到四十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那褴褛的衣衫,那菜黄色的饥饿的脸”。(姜德明《北京乎·编者的话》)

对于“进”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是期待,也是印证。对于“回”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则是“召唤”。孙福熙就说:“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对于南来的游人,看到“在烈日高张的前门道上,人力车夫和行人车马的混乱,那立在灰沙中几乎被隐住了的巡士,和四面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灰雾的高低的建筑,甚至道旁那几株油绿的街树”,都会让他感到“啊啊,这不是委婉多情的南方了”。(叶灵凤《北游漫笔》)而对于常在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处可以是荡涤心灵的“良药”,也可以是心绪的外化与排解之地。

孙福熙就认为前门的圆月有荡涤心灵的作用,所以曾倡导大家多去看一看:“您住在南城吗?您该往先农坛或游艺园的水边。万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该在经过前门时停留几分钟。汽车的号声照常威吓您,洋车夫照常的叫你‘里走’,火车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乱之感,然而你将看见东面起来一个大而且圆的月,为平日所没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备仇人用毒计陷害您,此刻,在这清淡的月光中,您当有纯洁与安静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机,不愿防备了。而且,在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时会明白,月光是不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与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恶的面庞时,最好对镜看看自己的,您会发现原来自己恼怒时的面庞也是这样凶恶的;以人心凶恶为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见自己的心的凶恶,看月是洗涤心肠的好方法。”(孙福熙《今夜月》)如今的前门,除去没有了城墙,没有了护城河与护城桥之外,大抵保存了一些原貌,只是不知道霓虹闪烁之中的圆月是否明亮依旧,也不知道忙碌的人们有没有古典的心境,去驻足望一望给人“纯洁与安静”之感的圆月?

前门有时候的形象也会变得非常的怪异,那是挣扎于绝望之中的诗人心绪的外化与折射。徐志摩曾在1929年写过一篇皇冠比分网:北平的诗散文,名曰《“死城”——北京的一晚》,也有人把它归为小说,因为虚构了“廉枫”这一人物。其中是这样描写前门的: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门的城楼,像一个脑袋,像一个骷髅。青底白字的方块像是骷髅脸显着无限的忧郁,廉枫从不曾想到前门会有这样的面目。它有什么忧郁?它能有什么忧郁。可也难说,明陵的石人石马,公园的公理战胜碑,有时不也看得发愁?总像是有满肚的话无从说起似的。这类东西果然有灵性,能说话,能冲着来往人们打哈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门现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慢慢的长夜。它即使有话也得过些时候再说,况且它自己的脑壳都已给蝙蝠们,耗子们做了家,这时候它们正在活动,——它即使能说话也不能说。这年头一座城门都有难言的苦衷,真是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么壮伟,它那么博大,看得多么远,多么孤寂,多么冷。

 

  廉枫的身上肯定有徐志摩的影子,不知那时的徐志摩的生命之舟陷入了怎样的危机,让一向歌咏“爱与美”的诗人,让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让前门在他的笔下显得如此的破落、苦闷且面目狰狞……

或许,只有老北京人才能理解前门对于他们的意义。深得老北京文化之“味”之“神”的老舍笔下的祥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当第一次买上自己的车的时候,他把这一天当作了自己的生日和车的生日,还戏称为“双寿”。怎么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个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最好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老舍《骆驼祥子》)今天的前门,只剩下孤零零的箭楼和城门。对此,怀旧的人们这样认为:“旧时之城是个活的肌体,门极关紧要——并非如现时这样,墙垣既毁,孤立在那里像个‘积木’垒成的‘大型玩具’,谁也不去从那儿出入,已成为一个标本式的‘死物’了。”(周汝昌《正阳门》)但是,假使连这些标本都没有呢?留着它们,至少可以慰藉一下人们“思古之幽情”,至少可以给这座城市多留下一些昔日的陈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