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家任务——记国际传播学院车洪才教授

发布时间:2014-03-07浏览次数:2747文章来源:人物

摘要: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阿富汗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

    命运不受支配

    编词典的工作繁琐而枯燥。他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的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但在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看来,他们的速度已经够惊人了,她经常去办公室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

    “那时的工作已经完成了70%,就快做完了。”车洪才对《人物》记者说。

    突然有一天,院里的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把词典停一下,“让我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车洪才临走前把装卡片的文件柜锁在外语系的办公室里,谁知道一锁就是20多年。

    调研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

    结果过完年他先是被要求组织开设广播电视的函授班——这一干就是5年,“赵忠祥都曾是这个班的一员。”结束之后又被外交部借调去巴基斯坦大使馆,那时候他已经52岁。这意味着他要从教学工作转到外交工作,还要在当地学开车,每周都要穿上正装参加使馆的宴会。

    他不乐意去,在家躲了3个月没有回复。外交部干部司沉不住气了,车洪才印象很深刻,“我们家那时候都没有电话,后面传达室那儿叫我,喊我电话。我想谁打电话找我,结果是外交部的干部司,哎呀能不能来一趟谈一谈。”

    去了那儿他先是说自己身体不好,“有肾结石血压高什么的”,结果外交部医务室一查没事,可以去。结果就去了。而他的10万多张卡片还锁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办公室的柜子里。他对此耿耿于怀很久,后来在写书面材料阐述词典工作如何停止时,他写道:“被强行调动,这项工作由此搁浅。”

    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经常拿一张巴基斯坦当地普什图语报纸,在上面圈新的词汇,他想想就心痛,“这么多人的努力就摆在那里了。”

    他也惦记着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国前曾经发生过一件让他心痛的事,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装修,他刚好路过那儿,突然发现自己装卡片的柜子出现在水房,然后满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户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处都是。原来工人把卡片柜中间两个抽屉卸下来,拿出里面的卡片,铺在地上睡觉。

    车洪才当时就疯了,“你们这是犯罪你知道吗?!”他冲着工人大发雷霆。“我一张一张往回捡,完了以后全部拿回家里面,女儿帮我排序查漏,有的字她不认识啊,有的看着像就往那儿搁在一块。”查到最后还是少了百儿八十张,他很伤心,卡片装在箱子里,他都不愿再看箱子一眼。

    19924月,阿富汗纳吉布拉政权垮台,游击队接管政权,中阿关系实现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车洪才被派到了30多年没去的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觉得可以为词典搜集资料了。结果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

    撤离之前,大使馆中了13颗火箭弹,宴会楼直接塌了,房顶也全是洞,还有一个火箭弹卡在上面没有炸。车洪才当时正躲在一边避弹,突然就觉得:“我的命运都不是我支配的。”

    回国之后,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有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也没有人给他安排新的工作。他完全被遗忘了。“档案里都没这段了,”夫人学平说,“那段时间他不跟人交往,人都有些不正常,没多久就退休了。”

    未完待续

    车洪才记得,第一次听说本·拉登的名字还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即便退休了,他仍然关心阿富汗局势,他分析塔利班里面应该有正规军混了进去,“不然不会那么快控制全国的局势。”

    结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9·11事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拉开了对阿富汗塔利班组织战争的序幕,此后自杀性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反恐战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在阿富汗作战,美国政府感到普什图语人才奇缺,还曾公开向全世界招聘既懂英语又懂普什图语的人才。

    这时候,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在家待了很久的车洪才被请过去教授普什图语。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学生们都很惊讶,觉得“不编完可惜了”。

    此时中阿两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很大。在甘肃,一个阿富汗人贩卖鹰隼,审判的时候没人懂普什图语,还专门从北京调了他的一个学生过去翻译;而一位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普什图语频道工作多年的领导,刚下飞机到了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一群阿富汗人围住请他帮忙,因为他们不会填写出入境表格。

    这让他决心把词典编完。2008年不再教书有了完全闲暇之后,已经72岁的车洪才叫上原来在喀布尔大学的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他有前列腺炎,说最近还要再检查检查。我说不要紧,离死还早着呢,坚持把这个干出来。”

    “反正也没事。”张敏乐呵呵的,“就是想给自己总结总结。”他现在需要把过去总结的词条重新校对一遍,还要往里面添加新的词汇。

    为了能让出版社印刷,他们必须先把卡片上的词条输入电脑。张敏不太会用电脑,这事由车洪才来做。一开始总是出事故,不是忘记保存了,就是他的普什图文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这个软件是他在瑞典一个阿富汗人创建的网站中找到的。“他一皱着眉头从屋里出来,我就想坏事了,又要重装系统了。”学平说。

    他还让儿子车然公司的员工帮忙,那时候刚好金融危机,员工闲着没事,4台电脑五六个员工轮流输入。“他们主要输中文和注音,普什图语还得他自己输,就这样他还不满意,嫌人家错误率高。”车然说。

    又花了4年多的时间,到了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定。

    他拿做外交和做词典比较,“搞外交也是很累的,但是跟搞词典的累不一样。搞词典需要一种韧劲,一种不断地,就是不能有任何动摇地往下搞下去,如果思想放松,我干吗要这么费劲,不干了,也就放下了。”他说,“从个人来讲,我更愿意搞词典,它有更长远的影响。外交工作我能做,别人也能做,但是词典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编的,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编的。”

    他另一个编词典的同伴宋强民2000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宋在美国的夫人韦力听说了他又重新编写词典的事,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询问,说出版如果需要钱,“我赞助!”她觉得丈夫一辈子做了件有意义的事,就没有白活。

    车洪才说:“我不求名,不求利,到现在没拿到一分钱,完全是自己花精力在搞这个东西,评职称什么的都没用过这个,用不上。”

    20124月,去商务印书馆的那天,是他30多年以来头一次回去,他洗好了头,套上一件棕色的皮夹克—这样显得精神,搭着公交就来了。儿子的担忧也并没有出现,张文英女士当场就表示她愿意接手词典。按照合同规定,词典将会在2014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